印祖故事： 王幼农来山拜谒 师叮嘱踏实念佛

民国六年（1917年）夏天，陕西三原人王幼农辞去了粤海道（1912年广东裁府，全省划为六道。粤海道，又名广肇罗道。辖广州府、肇庆府、罗定州属三十县。）道尹的职务，返回上海，正好见到四川的老上司云南大理王采臣先生。王采臣新从普陀山归来，他跟周孝怀、陈锡周居士一起拜访了印光大师，发心请印光大师讲经和修订普陀山志。王采臣告诉王幼农：“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师是你的同乡。他虔修净土几十年，发愿不作寺庙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缘，迥异恒流。你有机会一定要去拜访啊。”王幼农居士听了说：“是啊，不才也久闻普陀名山，正想去朝山呢，能见到同乡，那就更好了。”

王幼农立即决定第二天就去普陀拜访印光大师，第二天搭开往普陀山的客轮，到山下船后，直接去法雨寺，时间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在岛上，立刻感到比上海凉快不少。王居士找到客堂递上名片说求见印光法师。知客师面露难色说：“先生，您看天时已晚，老法师要作功课，明天早上再来好不好。”王居士再三恳求，请知客师通报。知客师到藏经楼告诉印光大师有陕西同乡求见，大师听了，立即下楼到客堂来见面，简单交谈了一会，大师就安排王居士在藏经楼上的空房住下，陪同王居士去斋堂吃晚饭。晚饭后，大师问了王居士的经历和陕西的情况。王居士表示，政局变化不定，不想继续为官，准备专心修行，大师表示赞许。

王幼农居士在法雨寺一共住了两个星期。每天跟印光大师多次见面请教，每天一起吃饭。寺里的法师们都感到诧异。因为大师过去每遇到同乡来，往往只见一面，或者只留下吃一顿饭为止，所以很诧异大师对王居士的破格对待。

第二天早晨，大师邀王居士到大殿拜佛，王居士拜跪动作稍快，大师立即严肃地说：“礼佛须恭敬，不可草率。” 王居士听了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习气较重，身心不够柔软，态度不够恭敬，对大师的话十分佩服。了解到大师自幼熟读儒书，现在又为佛门高僧。王居士就向大师请教佛教与儒教是什么关系，比较起来，哪个更高。大师考虑了一会后回答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两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复生佛迥殊、凡圣各异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由是儒释圣人，各出于世，为之倡导，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溯流穷源，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不过，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盖以儒教系世间法、佛教乃出世法、合过去，现在，未来，而为一者也。”王居士听了大师的开示，对于儒、佛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一天，大师拿来一封书信的底稿给王居士看，王居士一看，是大师给徐福贤女士的回信。徐女士写信希望来山皈依，出家修行。大师信中告诫，现值兵荒马乱，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同时详细开示净土法门信、愿、行的要点和自誓受戒的方法。洋洋数千言，反复开导，字字珠玑，苦口婆心。王居士读了这封信，对大师心折益深。

在这两周内，大师带王居士把山中的主要名胜都看了一遍。一天顺着山岩而行，下临巨海，突然刮起一阵狂风，令人惊惧，大师毫不畏惧，边走边大声念佛，履险如夷。不久走到佛顶山，有十几位法师当面向大师请教。大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解释，如数家珍，毫不思索。这又令王居士更为敬服。

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全藏两部，王居士进去参观后，发现大师对一函函的经卷一一作了校正。所有错误、均以朱书另注于旁。这是大师几十年所完成的工作。王居士当时就打算请人把大师校勘的记录抄写出来，并命名为《印光法师全藏校堪表》。

王居士准备下山回上海了，大师亲自送他，嘱咐说：“君年已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只好蹋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王居士郑重地点头。

王居士回家后，把大师与徐福贤女士的回信给夫人看，第二天清晨起床，发现夫人已在室中设佛位开始念佛了。王居士既高兴，又感动。于是决定将大师与徐福贤女士的书信印几千份赠送结缘。

注释：

[1]王采臣：名人文，南太和人，丙戌翰林。授编修，擢御史，外简陕西知府，累擢至布政使，移四川，护四川总督，晋侍郎衔，充西藏帮办大臣。入民国，被举为参议院议员，任四川查办使。

[2]王幼农：王典章（1865—1943），字幼农，三原县马额镇魏回村人。16岁中秀才，曾受业于刘古愚、柏子俊。后以监生授例为后选训导，因赈济有方，保以知县，分省补用。1904年入四川，委任布政使署文案。旋保直隶州知县。1907年任新宁知县，1908年署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兼兵备处，为驻藏大臣、川 黔边防大臣筹备粮饷。1911年任宁远知府兼兵备道，领巡防营。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后，王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都督。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四川统一，宁任知府，不做都督。时蔡锷赞扬他“威信过人，汉夷悦服”。1914年任广东高雷道道尹，同时领警卫军五营，节制陆军一个团，兵权超过驻地之镇守使。他整肃吏风，除暴安良，所辖11县，政通人和。康有为赞扬他“临莅高雷，威惠流闻，我泽如春”。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王立即电告袁世凯“国基甫奠，民信未 ，水汗频仍，盗贼充斥，辄议国体，必启变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计”，袁世凯对劝阻置若罔闻，王愤然辞职，以示抗议。1916年任广东粤海道尹，1917年辞职，以后寓居苏州，编印《刘古愚全书》和《柏子俊文集》，使刘古愚学术思想得以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康有为为《刘古愚全书》作序；梁启超亦写信盛赞王“有功师门，岂在禺下”。1921年王被江苏当道选用，先督查厘税，后筹办赈灾，接着又人沪宁、沪杭铁路税务总局总办。他认真整 ，使所属各局风清弊绝，耳目一新。1932年末，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时值年馑过后，关中哀鸿遍野，库藏如洗，赈济工作无法进行。他赴上海劝募巨款，在关中各县设粥厂，救活无数灾民。省政府改组时，他主动辞去民政厅长只保留省府委员兼赈务会主席职务，为赈济救民奔忙。在职四年，废寝忘食，但仍手不释卷，亲自校刻杨仲珊诗文集等，使之流传。1937年，王以74岁高龄，辞去省府委员职务，专事赈灾工作。当时正处于抗战初期，晋、豫两省难民纷至，触目伤心，王配合当局竭力救护，积劳成疾，在病中还不时询问抗战情况及庄稼长势，探视者无不感动。王居士的夫人和四位儿子都皈依印光大师学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