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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宗与现代自然科学
注重心性超越的净宗文化与倾重物质文明的现代自然科学，就其关注的问题，指向的目标以及思维方式悉有诸多的差异，然在文化的体用层面，二者有交叉渗透的互动效应。净宗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道德制衡;二是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认知启示。这两个层面的互渗，显示出净宗在科技时代独特的深远价值，兹分述如下：
1.净宗文化对现代科技的道德制衡
自古以来，人类为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便会产生诸种科技活动。然在农业社会，科技的发展比较缓慢，且与宗教、人文、政治活动相比，处于边缘地带。近四百年来，科学技术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日益扮演着主要角色，披上了高贵眩目的外衣，成了世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客观地看，科技的发展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某些生活上的便利。科技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乐观主义在当代全球化的高科技浪潮中，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科技在日新月异地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亦日渐彰显，人们在享受高科技便利与高物质消费的同时，亦在吞咽着与之伴生的苦果，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威胁、精神家园的丧失等。诸种事实表明：解决人类生存的苦难，科技并不是最可靠的东西。有识之士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且曾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指责，从来便与对科技的赞颂并存着，只是声音微弱不被人们注意(或潜意识拒斥)罢了。1749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指责科学起源于罪恶，且总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虚幻的，效果是危险而有害的，它会使人损失时间，游手好闲，怠惰奢侈，从而引起风尚解体和趣味腐化，破坏德行。卢梭的这种观点，在科技高奏凯旋曲的近现代，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
耐人寻味的是，在科技辉煌的今天，卢梭式的声音，不绝余响。1978年7月在印度波那举行的世界秩序标准规划第14次会议上，由美国世界秩序协会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起草了一份有26名学者签名的报告，题目为《科学技术的堕落》。开篇云：“这是一篇对科学技术成为不平等、剥削、压迫世界工具的控诉书。”报告认为：现代社会不少思想、道德、伦理和文化上的混乱，与科技发展过快有关。应当适度限制科技发展以调整思想，使人类有足够的道德理性来正面使用科技，造福人类。
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S.科恩教授认为：在政治领域中，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精英人才统治论带来的危害，可能超过专门知识与专业工作作出的贡献;在社会方面，科学技术的革新不论成败，均对公认的文化生活与人类意识有破坏、瓦解、削弱作用。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偏激，却也能获得某些资料的支持。比如，原子弹自始至终是由科学家下力气付诸实施的。1939年3月18日，约里奥·居里在《自然》杂志发表铀核链式裂变反应的文章，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签署致罗斯福的信，揭开了原子时代的序幕。一位新闻记者曾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采访，奥氏坦率地承认：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二战末期为美国轰炸广岛提供了技术资料，作为技术专家他为这一行为感到严重的“道义上的不安”。并云：“我们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分裂中。”在和平时期，又是科学家们促进研究毁灭性更大的氢弹。射电天文学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马丁·赖尔，在去世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想寻找一个远离军事应用的研究领域，最后选择了天文学。然而，在晚年，他发现自己开辟的射电探测技术，却为军事带来了最大的利益。他开始怀疑是否他在1946年当一个农民，或许会好些。马丁·赖尔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在新的恐怖武器发明出来以前，现在停止基础科学研究可能为时还不晚。这是一位科学家临终前的反省，其言也善，其被接纳也难。
娑婆世界众生的挟裹佛性的聪明才智，能够推进科技的迅猛发展，然因内具贪瞋烦恼，致令道德理性严重滞后，高精尖的科技大多率先用于军事。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的心理多向物质功利倾斜，使物质的发展失去人心的控制力量，心被物所役，道德伦理、因果观念被认为迂腐、保守而抛置一边。调控制衡人心的力量日渐软弱乃至消失。道德与科技的失衡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所以，重构道德理性乃是现代人类的当务之急。
净宗文化从深层次提供当代道德理性建构的基石——三世善恶因果律，从多方面赋予超时空的道德价值，诸如：心净则土净、和谐平等、慈悲忍让、生佛一体、自他不二等。如果净宗文化得以介入现实，或现代人谦恭地接纳净宗文化理念，那么，净宗文化一定能有效地为现代科技发展导航，使之彰显造福人类的正面功能，而最大限度地消解损害人类的负面效应，实现道德与科技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