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文句：“未尝虐民酷吏”，看这句，这是第二句了，紧接着“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这个文句下来。这里涉及到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了。文昌帝君十七世都是做官的，他是怎么做官?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那么这十七世的时代背景、政治权力结构，我们常常讲是封建制度，对这个概念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可能一提到封建，好像就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来看，封建制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什么叫封建?“封”是封地的意思;“建”是建立藩屏来保护中央的天子。一般这个夏、商、周——周代以来，比如周武王，他一定会分封他的儿子，还有建立大功的这个大臣、功臣，就分封到地方让他做王，这就是诸侯，建立一个一个诸侯国。各个诸侯国都是奉天子为它的权力精神核心的，所以每三年都要来述职的——述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权威是在天子，然而它的政权形式是高度分权的：每个诸侯国是权力很大的，就是基本上属于自治的状态。那么这些封下去的这些诸侯国君，他是高度负责任的，然后诸侯国君他也有他的一个权力的这种形式。所以这种权力结构你不能孤立说它不好，你看周朝却以这种权力结构建立了800年的这样的稳定的社会，而且真是国泰民安。
所以这样的一个封建的制度，它是集权的，但它就更需要这个官员——上至天子下至这个诸侯国君，还有大夫这些官员，都要有高度的道德感的。而且它为了防止一种权力的腐败，这天子旁边也有谏官的。从小他就培养在一种非常良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中，他真的有个仁爱之心的。他有从小具备的仁爱之心，道德感非常强，又有一套制度上的一些约束，所以这些权力的使用，大概不会出大问题。所以一个比较集权的社会是需要官员高道德素质。
那随着以后时代越来越变迁，个人——官员个人道德素质上不了那个层次的话，他的道德不行，自我约束机制不行，只能靠外在的约束。外在约束就要讲分权了，或者三权分立呀，或者制衡的力量啊，这就是转化为民主的制度了。所以这个集权的制度还是民主的制度，抽象地说它哪一种好和坏，都很难判断。但是对于个人的——官员个人的这种道德素质上不去、建立不起来的情况，民主制度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文昌帝君在这样的一个政权结构当中，他一直“未尝”，就是没有过这样的对民众的虐待、对他下属的苛暴。所以从这句到“上格苍穹”，这都是文昌帝君自己阐释在十七世以来他积功累德的道德行为，以这个自己所做到的这种行为，作为下面来垂训后人的一个伏笔。为什么?这个古代的古圣先贤教化人，他首先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自行”，你“有诸己”才能“而后求诸人”。儒家讲“有诸己”，就是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你就不能去要求别人。这是下面六句，就是“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这六句，就是自己做到了，希望大家做到。那么这句“未尝虐民酷吏”，这是从止恶的层面来说;下面六句是从修善的这个层次说。止恶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自己没有做这个恶，你才有资格去指责别人这样的恶。
那么安士居士这样的一段，阐释这句话的微言大意，他有一个发挥：一个官员跟民众的关系、官员上级跟下级的关系怎么处理。民众就是老百姓，常常称官员称为父母——父母官。这个“父母官”是要提醒这个官员：你对待子女是什么态度，你就应该对待老百姓是什么态度。父母对子女都是仁爱之心的，子女的疾苦就是父母的疾苦，子女没有说出来的要求，但父母都能体会到，赶紧跟他去做，全身心在子女身上，这就是父母的爱心。所以要求官员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老百姓。如果你对老百姓没有这样的——像对待子女一样的——一种仁爱心，你去虐待他，去驱使他，这就叫不仁——不仁爱。这个“仁之心”就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官员的最根本的要求：仁爱之心。儒家的学说讲得很多，无非是围绕着“仁”这个中心点来展开的。实际上佛教它也是讲一个核心点——是慈悲，它换了一个概念。慈悲就是成佛的种子，如果没有慈悲心，你修一切行都会成为魔业——魔的事业。所以官员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如果虐待老百姓就是不仁。吏——官、吏常常放在一起：官，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吏，是帮助他的佐僚，就是他的部下。那么一般的部下对这个官就称为君长，君就是头、首长的意思。这个首长，对下面的部属——下面部属就好像你的四肢——你如果很苛刻地对待，这就叫不义。那么义呀——这个“仁义”两个字，孟子讲这个“仁”是人之心也，仁义道德的仁是作为人的心，这个“义”就是人之路——人应该走的路。“义”也有正义的意思，有公平的意思，有合宜的意思、合适的意思。如果作为一个人，你舍其路而不由——舍去这个“义”的路你不去走，“放其心而不知求”，把这个仁爱心，把它放到外面去了，自己不存这个仁心了，而且丢失了仁心你不去把它找回来，这就叫“哀哉”，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那么再进一步讨论这个“虐”——“虐民”。虐民呢，它的含义就更深了，不仅仅说是用严刑峻法来威慑老百姓。严刑峻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最主要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的感化。那么不仅指严刑峻法，其中还体现在很具体的几个方面，这里就提出了八点。你看这就是作为官员处理老百姓关系，很容易在失去仁义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弊政——或者叫暴政。
第一是：或者征取钱粮。因为老百姓种田自古以来都要纳税，古代纳税它是比较轻一点的，叫“什一”，十分里面取一分。有时叫“井田制”，“井”就是周边九块地都是私人的，中间这块是公田。当然以后随着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要打仗，一打仗就开销很大，这时候苛捐——这个税就越来越重，搞得“苛政猛如虎”哇!“苛政猛如虎”就是征税太重，民不聊生。那官员肯定要征取这样的钱粮之税——钱粮之税呢，如果你催这个征税，你用不正当的手段、非常暴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人家老百姓实在交不了，你还把人家房子拆了，等等这些，这也叫虐——虐民。
第二个是你私加科目，就是你建立一些名目，抽这个税，抽那个税，抽税的名目繁多。而你收上的税无非是满足公务的需要、国防的需要，那这些需要的钱——你征的东西超过了这样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也是虐民。自古以来一个仁政有个基本的说法，就是藏富于民。如果国库非常丰富，而民众很贫穷，这就是虐民。但往往没有一种权力制衡的，它容易用巧立名目征这个税，征那个税，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来越没有钱，财富越来越少;而这个官员给皇帝进贡就越来越多，而且有盈余。有盈余，除了公费开销之外，自己还得了很多好处，中饱私囊，从中就有很多弊政，就有很多腐化的现象。这就是第二个“虐民”。
第三个“虐民”，就是凶荒之岁不能速报。有丰收之年，也有欠收之年，有天灾人祸，这些也在所难免。一个有仁爱心的人，遇这些凶荒之岁赶紧要把灾情上报，希望上面和周围的人都共同来帮助遭灾的地方共度难关。应该是这样，但是自古以来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就是地方官员他不报，或者说不能快速地去报，贻误救灾的大好时机。这个在我们古代权且不说，现代也常常有哇。可能大家记忆犹新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是饿死的人不少啊!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报啊，瞒哪——隐瞒。这也跟当时的这个“大跃进”有关：这个稻谷高产多少多少，报得很高，然后上面又把很多粮食都征收上去了，结果它一旦灾难来了以后，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乌纱帽嘛，他又不能把真实的灾情向上报，所以就饿死了很多人啦。那这个官员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诚实的官员，他就不谎报——不谎报产量，所以上面征得也比较少，不会那么多，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仓库粮食还比较多，这样死的人就比较少——饿死的人比较少;如果谎报得太多，粮仓空了，老百姓又很穷，又不能对付这样的事——自己力量对付不了，那就饿死很多人。那饿死很多，有时候已经到了一种非常让人不能容忍地步：他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都不让灾民去逃荒，不让人家去讨饭——到外地讨饭，都用民兵把住村口，那整个地就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面。这是中国灾难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页，这跟官员的这种情况有关系啊。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我们很多官员，处在地方官位置，饿死这多人，他有不有良心上的这种谴责，有不有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我看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有很多官会认为：“哦，这没有办法啊，我是受上面的指令。”孟子曾经讨论过一个事情。当时他在齐国做上卿的时候，他就到一个地方——当时齐国也有凶荒之年，他到地方去调查的时候，说有五个地方行政官员，孟子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饥荒年代老百姓饿死在沟壑之间，这个情况怎么解释?”那这个地方官员都说：“这没有办法，这是上面要我怎么做怎么做……”好，其中孟子就说，“好，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员的，也就是父母官了。你说你没有责任，那假若人委托了你一群牛羊，你放牧这个牛羊一定要给草吃啊，这个牛羊生病了你得给它治啊，这是应该的。如果说这群牛羊没得吃，病也没得治，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是继续放牧这群牛羊呢?还是把这批牛羊交还给那个主人呢?”他说：“是啊，如果我放不下去，解决不了问题，那我只能把这个牛羊交还给那个主人了。”“好，那你作为地方官员，你对待老百姓就像牛羊一样，当你保护不了老百姓的时候，上面也让你做你又没有能力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辞职嘛，你可以把老百姓交还给他嘛。但是你又没有交还，又让这些牛羊死了，你能说你没有责任吗?”噢，这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官员听了之后，他承认自己是有责任。因为你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你没有辞职嘛，你还在这个岗位上嘛，你怎么能说你没有责任呢?所以这个因果呀，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呀，这是不能去推辞的。这个萨特的“存在主义”讨论责任问题：你只要上了前线，你就要负有战争的责任。上了战场负有责任，那他也说：“我也没有办法，这个上面征兵不去怎么怎么样……”萨特就质问：“你可以不去，因为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做逃兵嘛。”“啊，逃也逃不了。”“逃不了你可以自杀嘛，你又没有做逃兵，你又没有自杀，最后你选择了上战场，你怎么说你没有责任呢?”所以我们民族的很多灾难，每个人都参与了，好像每个人都没有责任，到底责任在谁身上?所以这里讲的“凶荒不能速报”，这就是你的责任。这第三。
第四就是民间老百姓有穷困的事情，你把它压下来，不让上级知道这桩事情，这就是虐民。真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很多呀。哎呀，这个发生什么矿难或者什么，他第一赶紧不要让外界知道，赶紧不要让上面知道。现在中国还竟然出了一个事：出了矿难，很多新闻记者去，新闻记者不去做报道，而是去领什么——领“封口费”。这就是民间的疾苦被他压下来了，社会不知道，上级不知道，这就是虐民啦。
第五就是“决狱无听断之明”。这个各种诉讼，原来的官员——县官、什么知府，他们都要去做这种断案的工作。你在这个断案过程当中，你没有把案件听明白，你没有公正地处理，你没有这种明智的这样的一个决断，你太糊涂了，断错了，断错了就会制造冤假错案。冤假错案：不该杀的杀了，不该关了关了，而犯罪者反而逍遥法外。这个官员是有责任的，这就是虐民。
或者第六：在这个原告、被告当中，你把这个事情牵连得太广了，有株连之累。因一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犯罪，你使人家整个家族都被牵连了。这个累及无辜，这就是虐民。
第七就是：或者因一件小事，在你手上没有处理好，变成了一件大事。实际上官员要善于把大事化为小事，你小事都恶化到了大事，这是说明你没有从政、执政的能力。
第八就是：或者限今天要完成的政务，他拖到明天或者多少天。
这几种就在文昌帝君看来，这都是虐民——弊政。
谈这个“酷”——严酷，不一定要恣情地去鞭打。你对于下属，这里提出六点。对于下属，或者由于他一点小过失，你竟然把他上纲上线，要诛杀他，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酷。或者由于他的一个误失而谴责，就是无心之过而谴责。因为下属在做事的时候，他这个犯点小过失也在所难免，一定要有容人之过的心，他不是有意的，就得要原谅。
第三，或者随着自己的喜怒好恶来役使下面的人，役使下面的人而且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役使不均”。这个原来我接触些公务员，特别这些当秘书的。我实在觉得那些当官员秘书的人太苦了，基本上没有自由，逢年过节都不能回家——如影随形。这官员觉得啊：你应该这个样子。但你考虑他也有家庭生活，他也有正常生活，你怎么全都把他的业余生活给他剥夺了呢?这都感觉到不好。这就是怎么对待部属，怎么你有种恕道：设身处地为你的这个下级想一想，他也是个正常的人。
或者听到那些谄媚之词啊，就对于下属有的厚一点，有的薄一点，“唯我”——以自己的看法为核心。实际上下属的很多功过得失，你要多听听大家的看法，兼听则明，你不能老是自己看着。因为特别是在这个上级呀，一个下属因为你有权力嘛，下属跟着你肯定都是讲好的。你有什么爱好，都是挑你爱听的去讲，表现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在你的视野之外，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如果不去多了解，你是不知道的。那用人要用正人君子啊，要用到一个好人，你这个政治才能够顺利;用到一个小人上去了，那就麻烦了。
第五呢，就是出门，或者考察工作出远门，很多人前呼后拥，这也是不可以的。现在很多地方就怕上级过来呀：太麻烦了，一来来多少人，搞接待，搞这个很麻烦啦!就是那些抢险救灾的地方实际上他们——可能上边不知道——他们都怕上边去人，一去人，手下工作都要停下来，然后排得整齐迎接领导，自己应该干的事情都放下来了。这叫扰民哪!有些官员认为这很有面子，很有排场：他应该来迎接我，都要放下什么东西。实际上你这样不行啦。
第六就是驱使部下做种种的事情，但是他不考察人家的饥寒困苦。
这个凡此种种在文昌帝君看来都叫酷，不仁义、不厚道——这种人。这个权力呀——领导最终要靠德行了，要人家心悦诚服，才能去跟着他走的;你这样酷的话会离心离德。最后他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当你有官位的时候你有权，大家这些人没办法，捧着你，你一下来谁也不理你呀。一个人——有道德的领导他下来，人家都能够上门的话，这是他积的德。如果没有积德，一下来，谁也不会理他，甚至都有些官员离任的时候，这个老百姓都放鞭炮啊。到了老百姓放鞭炮要你离开的话——高高兴兴的，那这个东西都麻烦了：不得人心啦!所以我们看到做官：如果你做了一任官——在这里，你不得人心，实际上也没有意思呀。
那你怎么得人心?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疾苦为疾苦哇。特别是做高官的人一定要一种无我的智慧——他权力很大，官位很高。你绝对不能考虑自我呀，你一定要全身心考虑老百姓哪，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哪，要有一种大爱呀——大慈悲心、大仁爱心，这样去真正做出这个利于老百姓的事。做官叫“公门好修行”，因为他有权力，他出一个善政，就能利益多少老百姓;但是公门造业也很厉害呀，他如果权力是为自己服务，进行权力寻租，搞那种贪污腐败，那老百姓也会遭殃啊，他造的业也非常重。
纪晓岚写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它很有意思。就是讲到有一个“走无常”的人，也就是常常到阴间做差事的人，他发现在阴间里面，原来到地狱里面的有很多都是官员，特别是那个官员旁边的人，就是或者常随——常随就是他的秘书哇，或者家属哇什么，就是没有官位但是跟官员有关系的人，他利用这个官员的这些权势，来谋了很多利，这种人下地狱的比例很高。他有个侄子在县衙门干公事，叫他赶快改行了：“你不要再干了。”纪晓岚的笔记里面他有这么一段，但为什么?就是你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公门是好修行的，是能够利于广大大众的，因为你有权势，但是这权势造业它也造的大，所以它是双刃剑啦。所以自古以来，这个政治哲学——中国传统这种政治结构对这个官员的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官员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儒家的那套观念去做，好官员的比例会高;如果没有这套儒家文化的教育，又处在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这样的权力的空间里面，实际上这个官员风险很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昌帝君十七世以来，他做了很多积功累德的事情，唯有这个“酷”和“虐”两个字他没有沾过边哪。不仅他自己没有沾边，他自己还在匡正这样的酷、虐呀。
下面就有一个公案，叫做“酷虐改行”：本来是酷虐的这样的官员，最后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文昌帝君说，当时四川内江县，那时候叫牛鞞邑，有一个县令叫公孙武仲，他治理这个县啦，还是很廉洁，律己廉洁但是对待人对待下属不宽恕，不仁恕。这个官员很有意思，有一个好的优点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一个弊端：他律己很严，他就把“律己很严”也要求他的下属，他就没有“恕道”。所以他的下面左右人有点小小的过失，他动辄就要鞭打，打得体无完肤。所以他在那里做了几年的官员，没有几年，诶，下面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挨打的——体无完肤，所以下面的部属都很怨恨他。这是一个官员。还有资水县的县令叫赖恩，他的情况是什么?他本性就很贪婪，很吝啬。那一个官员贪的话，他就会收取贿赂，原来讲收取贿赂，现在讲权力寻租，把这个作为常事。因为你手上有权，你要盖个章搞个什么东西，你不拿钱来就弄不了，那人家也只有乖乖地送上红包了。这没办法的事情了，你有这个门槛啊。所以他的日常的生活饮食之用都从老百姓那里弄过来，也放纵自己的下属去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老百姓就很苦。
那么当时文昌帝君呢，这世在他是做神了，他就观察这两个县的无论吏还是民众就遭到这两个官员的荼毒，就要拯救百姓了。拯救百姓怎么拯救呢?这个文昌帝君就变化成了一个四川——四川就是省一级领导——郡丞，郡丞就相于现在讲副省长，丞就是佐官的意思，叫长孙义。变化成他的形象，视察工作，这时候就到了这两个县，就由老百姓来汇报工作。他就弹劾这个公孙武仲为虐吏，虐吏就是暴虐地——这个就是对下属暴虐的行为，就指责他这一点;到了这个资水县，就指责这个赖恩的酷民，搜刮民脂民膏，收取贿赂。这两上县令一看上级来了，知道他们的这个弊政了，就很害怕，就向他磕头请求上级原谅：“我一定要坚决改正。”承认错误，表示改正的意思。那么文昌帝君也就警告他们，也劝勉他们：“你们有改过的行为，给你们一次机会。”这做完了就“隐而不现”了，就消隐了。
后来经过调查知道，这个上一级省里面副省长并没有过来考察工作。这两个县令心里就很吃惊，因为四川一带也是这种信仰风气很浓的，他就知道这肯定是神变化过来的。连神都变化过来去警告他，所以这个公孙武仲原来非常酷啊，他就改为忠恕。这个儒家讲恕道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强加给别人。儒家这句话，现在在世界上成为一个道德黄金律，是可以放之整个世界文明去谈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层面谈恕道，积极层面谈恕道是“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改为恕道，他就会——就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可以严格，对于部下一定要宽恕。这一改他当然——他的从政的环境就会变得很和谐了。那么这个赖恩他原来是很贪心的，现在也变成廉洁了。一个官员的廉洁啊，一方面他要信因果，另一方面他生活方式方面要什么?要知足，要少欲。寡欲之人他的仁义就会存得多一点，多欲之人他的仁义就会存得少一点。少欲知足，知足常乐。一个人修心养性，格物从哪格?从格物欲开始。不要过奢侈的生活，他就会变成廉洁之官。廉洁之官对自己，对百姓都有好处。所以这个按语说，文昌帝君是这样憎恨他人苛刻老百姓，苛刻部下，他自己对于部下，对于老百姓这种仁爱的行为，就可想而知了。
自古以来对这个吏治呀，政治这一块那历来是非常重视的。居官，怎么当好一个官?有位蒋莘田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居官慎刑条》，就是你做官，不得不对那些犯罪的人加以刑罚的时候，你也得要谨慎。犯人在那种饥饿的时候、痛心的时候，或者天热的时候，你都不能去用刑的。用刑的目的它跟什么——跟摄受有关系，是为了人怀着仁爱之心去用刑——使他变好的。这一套改过迁善，“字字药石”，所以居官者要把这个《居官慎刑条》要刻在内衙的墙壁上，从早到晚要看着它，“朝夕寓目”，永远作为警诫的座右铭，这样他积的阴功就无量。官员要讲积阴德——他有条件，他积的阴德能保护自己，积善之家也必有余庆，也能够庇荫他的子孙后代。这是“未尝虐民酷吏”。
——2008年11月大安法师讲于秦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