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情正气，沛乎苍冥——记述几段与星云大师的深厚法缘
释昭慧
个人自学佛开始，就蒙星云大师覆护义助之厚恩，以迄于今。
90.03.28 星云大师与昭慧法师合摄于林口体育场，是日大师于万人大法会上呼吁信众踊跃签署，促成佛诞放假。
学佛的启蒙恩师
六十六年暑假，透过高医廖敏洋学长(现于丰原悬壶执业)的安排，笔者抱着“到山上玩玩也好”的态度，参加了佛光山夏令营，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大师，并闻其慈祥温煦的开示，内心顿生对佛法的景仰之情。可以说，大师正是笔者此生学佛的第一位启蒙恩师！
这也是笔者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出家人与正统佛法。佛光山师父们的活泼热诚、善说法要，给笔者很大的震撼，因为在此之前，笔者对出家人还是停留在灰色的刻板印象，自此却完全改观。回家之后，就逐渐看佛书、素食，并于一次大师至中山堂弘法时，报名参加了集体皈依。
思凡事件极力相挺
尔后另有因缘，竟未在佛光山出家，一晃眼，十年都不曾见到过大师。直到七十七年底，笔者带领着中佛会护教组，掀起了全国轰动的“思凡事件”，缘此才与大师作了第一次单独的接触。
那时大师还完全不知笔者与佛光山过往的一段深厚因缘。他只是从媒体中知悉：笔者为了维护佛教，不容昆曲“思凡”的内容扭曲佛门尼师形象，而与国立艺术学院、教育部和许多传播媒体、艺文界人士都杠上了，为此他大为赞叹，乃于双方僵持不下，气氛紧绷的某个晚上，以电话告知：
“昭慧法师，我会全力支持你！包括去基隆文化中心抗议，你看须要发动多少人？我们就去多少人！”
通电话，让笔者吃了颗定心丸。要知道：当时笔者不但被许多传媒丑化为大魔女，连教界许多知名法师，也都为了维持他们“与世无争”的社会形象，对笔者不是敬而远之，摆明了绝不动信徒的一兵一卒，就是说些“何必如此？自己做好就好了”之类的风凉话。所以大师的支援，对笔者而言：是不折不扣的“雪中送炭”！
事件结束后，七十八年初，笔者到台北普门寺向大师礼座，这才告知自己在佛光山的学佛缘起。大师更为欢喜赞叹，乃命笔者为普门寺的佛学讲座，讲两次的开示。此后因事忙缘故，与大师还是疏于联络。但当他知道笔者离开了汐止慈航堂时，有一次竟打电话来福严佛学院，关心笔者的居处，并主动表示：愿意无条件提供居所。那时因已在景美落脚，觉得环境还差强人意，所以并未即时接受大师的雪中送炭，但是想到家业如此庞大，终年国内外奔波宏法的师长，竟还会关注一位与他距离如此遥远而又疏于向他请安的晚辈，内心不禁是又惊讶，又感动，又惭愧！
大力留下祈安观音
93.03.25 星云大师至绝食护观音现场，公布“市府应允留下观音像”消息。
八十三年，观音像事件爆发，原来心胸狭隘的异教徒将大安森林公园预定地上的杨英风先生铜雕“祈安观音”，当做是“魔鬼撒旦”，必欲除之而后快，故结合其在政界的广大人脉，向市府施压，要求铲除观音像。
几经努力护像无效，护观音人士准备在二月十九日，于新生南路七号公园门口的红砖道上，发起“观音不要走”大集会活动。笔者趁寒假的春节期间，到南部发动诸山长老响应，但发现到：除了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会本法师仗义力挺之外，其他长老法师似都有所顾忌，反应冷淡。
笔者生怕集会活动人气稀薄，会让官方与异教，更是无所忌惮以铲除观音圣像，想来想去，只好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大师，向他简报事件缘起，请他鼎力相助。他老人家沉吟片刻，乃慈悲告知：“当日本来在台北道场，还有法会正进行中，但既然你昭慧法师关切此事，我答应你：当天会来到现场，也会发动信徒声援。”
就这样，二月十九日下午，不但佛光会有众多法师居士先行来到，而且在集会进行的凄风细雨中，大师翩然莅临现场，获得集会大众的如雷掌声。他不卑不亢地表达了“佛教徒应该护像，观音像应予留下”的基本立场，演说内容，掷地有声！
此后，他持续关切观音像事件的发展。当一切努力均告无效，观音像拆在旦夕之时，我们彻底绝望，于是立委林正杰与笔者，决定在新生南路红砖道上的观音像前，以“绝食”的方式，做最悲切的抗议。笔者并答覆媒体：若市府鲁莽动粗以拆除圣像，我会让他们闹出国际新闻！那时心里已有了“与圣像共存亡”的最坏打算。
大师又一次出现在关键时刻。他到台北道场，亲自召开佛光会干部会议，请佛光人全力动员来支持护像行动。至今印象犹新的一幕是：笔者绝食期间，有一次他透过行动电话与笔者联系，当时正是气氛最为低迷的时刻，电话那头慈祥的声音飘入耳际，笔者忍不住哽咽了：
“大师，我的性命就交到您的手上了！”
“昭慧法师，你放心！我会全力声援你的。你听到了没有？大家在这里向你鼓掌的声音，你听听啊！”
就这样一通电话，让我心里笃定下来，而且隐约感觉：有了大师力挺，事情必有转机。果不其然，佛光会挺身而出，大师以“三百辆游览车将于三月廿九日来参加公园开幕”的实力与台北市长黄大洲先生展开温和而坚定的谈判，让我们在绝食六日之后，终于成功地留下了这尊台北佛教的地标——永远慈悲俯瞰着台北苍生的祈安观音。
那一次，由于中央教会、知名大师与许多法师“放冷箭”，使笔者深深承受着内忧外患的艰苦，要不是大师以其豪气侠情，极力相挺，笔者早已尸骨无存了。所以笔者常常告诉师友：星云大师对笔者而言，不但是佛法的启蒙恩师，更是救命恩人！
促成国定佛诞纪念日
数十年来，由于国府领导人有特殊宗教信仰，乃将耶诞以“行宪纪念日”的名义放假。过往已有许多长老法师向官方反映：佛诞应比照耶诞而放假，但官方总置之不理。至八十八年初，笔者考量到年底即将举行总统大选，此时正是发动“佛诞放假运动”的良机，于是与几位青年法师共组“佛诞放假促进会”，分别请教内大老为召集人。
二月十日晚间，电话追踪到宜兰，找到了星云大师，请他担任总召集人并联署支持，他二话不说就应诺了。笔者连夜写信，将排名顺位的难处禀告大师：“虽然筹备会为了尊重中佛会而将净心长老列名为第一顺位的总召集人，但是您的首肯，在学人心目中，却有最特殊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佛教有难的历史关键时刻，您都是在包袱最沉重的情况之下，于长老中率先声援的，令晚辈敬重的长老！”
说实在话，论国内资历，论国际声望，论教中戒腊，大师都应排在前面，但我们却为了全佛教的团结，把他排在总召集人的第二顺位。他老人家了解我们的尴尬处境，竟然宽容了我们，自己签署之外，还顺为请两员大将——慈惠、心定两位法师——共同联署。
到三月时，促进会之联署活动已于全国展开，有些团体仍在观望，但也有非常热心的团体(如现代禅)，一口气签了三千五百多人。笔者明知大师大病初愈，正在静养，却仍忍不住传真信函到美国，向他寻求进一步的奥援：
“目前我们相信：倘若佛教徒能有一百万人联署，力量一定会相当可观，当局也不敢小觑此一能量。 …… 明年总统大选，执政当局势必不得不考虑佛教徒的心情。所以学人估计：这是佛教界不可失去的唯一机会，若此时不推展此一活动，以后就没希望了！由于这个缘故，若待民间佛教力量慢慢蕴酿而浮现，实属缓不济急，因此促进会急切渴盼 大师号召佛光协会动员签署之力量。学人听说后天下午佛光山将在屏东举办一场显密净献灯法会，时日迫近，只好斗胆恳求 大师同意，让学人亲自率领促进会义工，来至法会场外，呼吁与会大众联署。”
这封信在三月十二日晚间传真过去，翌日上午他已从洛杉矶打电话来，慈祥地说：“昭慧法师，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已交代佛光会全力支持，你可直接与秘书长永富法师联系相关事宜。”
那一次，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分别于三月十四日屏东体育馆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彰化体育馆的两场“献灯大法会”中，发动与会信众支持，联署者将近万人；三月二十八日，星云大师已从美国返台，在林口体育馆亲自主持“万人献灯大法会”，此后，他慈悲指示佛光协会及佛光山各分别院，全力动员僧信二众连署，支持该项运动。所以那次的联署名单，佛光会以十余万人之众，居所有联署团体之首，而且也让执政当局不得不重视此中所隐藏的佛教实力。
六月初，他自佛光山北上，拖着病体，带着我们马不停蹄地拜访部会首长、行政院长与各宗教领袖，寻求支持。经过这一连串的努力，破除重重障碍，佛弟子数十年的心愿终于达到了一部分：立委沈智慧的提案获得朝野一致通过，明订农历四月初八日佛诞为国定纪念日，得调移至周日放假。
调移放假，这是因为我们体谅工商业界“怕假日太多影响营运成本”的难处。另一方面，无法争取到全面的放假，这还是因为政客看穿了：佛教界并非全面团结的——扯后腿、放冷箭、夜奔敌营去向政要通风报讯的，都大有人在。
后来有人竟还责怪我们：没争取到放假，有什么意思？殊不知：连耶诞都还只是挂在“行宪”名义下，而佛诞却首先订定为国定纪念日。至今(民国九十)年，人事行政局才终于一并将道教节、耶诞节都列为“国定纪念日”了。佛教开风气之先，其意义还是极为重大的！
也有人骂大师：为何好好将佛诞与母亲节相混淆？其实，那根本与大师无关，原立法院所通过的提案，明确写的就是“得调移至周日”；但李总统于九月一日上佛光山公布此一消息时，由于旁人提供的资讯错误，竟宣布成“调移至母亲节”了，行政院只好将错就错，如此订定了下来，而与原立法院所通过的提案文字略有了出入。这一点，一直到去年，笔者还是不断努力寻求更正，而且业已获得效果，让佛诞之假日与母亲节重作区隔了。
更有人酸溜溜地说：“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件事？”但那能怪我们吗？当日在艰苦的奋斗过程中，这些在意“主导权”的人在哪里？相形之下，大师又是如何地不计排名顺位，不计本山利害，义无反顾地偕同我们年轻人一齐冲刺的呢？他根本没向我们谈到“谁来主导”的难题，却以无私与至诚的人格，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自然地将后续的主导权交到他的手上的。
总的来说，那次的佛诞运动，内有自己人扯后腿，说风凉话，甚且还有人夜奔敌营，向政客们交心表态，外有异教徒用尽所有手段暗中抵制，要不是大师出面力 挺，一方面以佛光会成员的实力展现，让官方不得不盱衡时势，顺水推舟，另一方面也走访一贯道、道教与天帝教等本土宗教领袖，感动到他们出面表达支持立场，我们还未必见得能得到这样的成果呢！
声援废除八敬法运动
对女众，星云大师一向就是仁慈而平等对待的。他常常向南传国家的僧众提议恢复比丘尼戒的传承，而且相当肯定女众在佛教中的贡献。老实说，没有女众，就没有佛光山，也就不会产生今天举世闻名的国际佛光会。他在行动上也锲而不舍，于八十六年在印度佛陀成道处的菩提伽耶，联合南传上座比丘，为女众举行了比丘尼戒的传授。
今年三月底，弘誓文教基金会为印顺导师之九六嵩寿，举行“人间佛教薪火相传”研讨会，适逢达赖喇嘛于是日来台。由于海峡两岸佛教近年对尼众的箝制加剧，而藏传佛教亦在保守僧侣的阻挠下，迟迟不得恢复比丘尼制度。笔者认为：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将印顺导师“五十七年前就已提倡男女平等”与达赖喇嘛无法恢复比丘尼制度的困境两相提比，一方面呼吁达赖：尽速恢复比丘尼制度，另一方面，则于台湾发动“废除八敬法运动”。这样一来，社会各界叫快叫好，却也引起了嗣后佛教保守派对笔者的全面反扑。当其时，诸山长老之中，只有星云大师公开地在媒体上支持此一运动，而且坦然宣称：“佛光山是全世界最大的比丘尼教团，没有比丘尼就没有佛光山。”
比较起其他长老法师的表现，大师的开明、公道与勇敢，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难怪一向对佛教界批评甚为峻厉的江灿腾教授，忍不住对大师致以最高的推崇云：“当时在台湾佛教界的大师级前辈中，唯有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星云长老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在第一时间内即公开呼应台湾现代比丘尼此一追求佛教两性平等的合理诉求，真不愧一代大师，值得后辈们的景仰赞叹！”
支持制订宗教团体法
今年五月，宗教团体法的制定，开始引起了教界的关注。笔者原本无意关切此一议题，却因为看不惯某佛教单位用种种不光明的手段(如黑函诋毁与黑道恐吓等)，将该法之草案讲得极其不堪，意图挑唆佛教法师居士上街头反对立法，笔者唯恐这样不负责任的煽动行为，让佛教平添社会的恶感与鄙视，于是站出来卯上了他们，当他们于公听会上动用人海战术时，笔者责备他们道：“如果这样，赶明儿我们也请佛光山的法师们来，把整个楼层坐满如何？”
后来中时晚报以四版头条刊出此一新闻，翌日的日报跟进报导，将所有黑幕来个大曝光，连该单位在北部国家公园内的大违建使得两位比丘做了锒铛入狱的“人头”，也都被有心记者挖了出来。该单位之气焰顿挫，后续的小动作就没敢再如此明目张胆了——当然，诋毁他人名节的黑函还是不断四处散发，但已极少法师愿意给他们利用了。
大师看到了报导，打电话来垂询关切，并赞许笔者的勇敢。不但如此，他还慨然提供台北道场的会议厅，与中华佛寺协会合办了一场“宗教团体法研讨会”，讨论过程一切透明化，让记者们自由旁听。这对佛教建立“立法共识”，以及争取媒体与官方的同情瞭解，至关重要。是日政府官员与媒体朋友，看到教界法师是如此理性地在讨论法案，而且不斤斤于本位利益，于是减少了许多因某单位兴风作浪，而对佛教所平添的误会与恶感。
侠情正气，沛乎苍冥
笔者认真思想起来，几番投入护教事业，都还是因为星云大师以佛光会庞大成员的实力，挺身义助，才得以顺利完成。笔者以此常自谑是“狐假虎威”，浪得虚名；也常感恩地自忖：若无爱教心切的星云大师，不计本山利害以拔刀相助，笔者可能连性命都早已无存，更遑论成就那几桩难度极高的护教事业！
大师平日矢志“给人欢喜，给人信心”，愿作众生“不请之友”，自然流露的是极其宽大、慈和、温煦、雍容的气质，但是在几次大师义助护教的事件中，对映于其他诸多教中名僧的凉薄、怯弱、退缩、把持私利、谄媚官方、落井下石，笔者更见证了大师的另一面，那就是“时穷节乃现”的风骨，是生命深层无比的正气侠情，相信那应是源自于对佛法的敬信与忠诚，也源自于对一个晚辈无条件的慈悯护念！
兹当大师七五华诞前夕，笔者主动向永芸法师表白：想写一篇文章，记述与大师的几段法缘，让世人知道：大师的功业，绝不仅只于建立了无远弗届的国际佛光会；大师的人格伟大，更表现在“不计本山利害，存念全体佛教”的光风霁月！这一面向，经常是被佛教中人忽略，甚至故意诋毁而加以扭曲的。
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于尊悔楼，时禁足中
——刊于九十年九月八、九日《人间福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