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时，得戒和尚若舜长老在教礼时和我们这群新戒说：“你们出家受戒要学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学佛，要学吃亏。”这一句话我谨记在心，对于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很大的受用。
说到“吃亏”，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吃亏”，因为人都喜欢讨便宜，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别人的便宜给你讨了去，他就非得要吃亏不可，世间上那有给你永远占便宜，别人吃亏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贪婪无厌，喜欢占便宜的人，其实到头来真正吃亏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现在社会上被金光党骗财的人，大都懊悔一时的利欲薰心；反观一些看起来“吃亏”的人，结果才是真正占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为民谋福，宁愿自己吃亏，但到最后，大家公推他为帝；著名的“管鲍之交”，旁人都说管仲在占鲍叔牙的便宜，但是鲍叔牙却处处为管仲说话，后来还推荐他作宰相。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正因为鲍叔牙肯“吃亏”，所以不但交到一个好朋友，而且为国举才，利益了全国人民。我们看中外历史的忠臣义士也是因为肯“吃亏”，结果救国救民，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万世，永垂不朽。所以，讨便宜未必真讨便宜，吃亏也未必真吃亏，真正来说，吃亏才是在讨便宜。
我有幸亲承若舜长老的教诲，在丛林参学时期，就体会到“吃亏”的妙用，记得那时大家都很穷苦，我每次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宁愿自己没有，也要分给同参道侣；目睹烧水、行堂等工作必须起早待晚，花费劳力，没有人愿意承担，我就自动挑起来做；听到师长同学有什么困难，我也毛遂自荐，设法帮助；甚至有时候同学们做错事，担心他们挨罚，我还自愿代受处分。也曾有年长的同学劝我：“你这样会‘吃亏’的啊！”但我谨记著若舜长老的话。结果几年之后，像我这么一个头脑并不聪明，又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乡下孩子，居然学习到许多做事的技巧，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来，我对“学佛要学吃亏”这句话更加增长了信心。
直到现在，我虽然年逾古稀，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仍然一马当先，甚至还做“不请之友”，指示徒众安排我多教一点课，让我多做一点事，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辛苦，只要换来大家的欢喜，何“吃亏”之有呢？
我不但宁可自己“吃亏”，多承担一些事情，有时也会给人冤枉，受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觉心甘情愿，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承担，而且经常拣别人不要的来做。一九四八年，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将寺产几乎败光，世局又动荡不安，佛教界没有人愿意接管这个烂摊子，眼看这间寺院就要被地方恶霸占去，刚好我和一些同道们从宜兴来到南京，听说此事，便提议和寺方接洽，结果在荫云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华藏寺。我们排除万难，整顿僧纪，并且兴学校，办工厂，虽然由于国共内战，方兴未艾的佛教事业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战火之中，看来我们好像前功尽弃，“吃了大亏”，其实，在这段期间内所吸收的行政经验，对于我后来建寺办学都有著莫大的助益。
到台湾来的因缘，也是由于不怕“吃亏”而拣来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智勇法师组织了“僧侣救护队”，要随军来台服务时，临时退却，我那时连台湾在那里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侣救护队”群龙无首，即将散失，便自告奋勇，负责带队，就这样，我与一干人等来到了台湾。
当时台湾的佛教被列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从大陆来的僧侣经常被疑为匪谍，三天两头就被抓去盘查询问，甚至榔铛入狱。许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区，如香港、马来西亚、瑞士等有因缘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筹足了路费之后，听说一些同道有的没有身分证，有的没有入境证，无法在台久居，也急于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于是将仅有的钱分送给他们做盘缠，自己继续留在台湾。没想到后来居然能在这里结了许多法缘，开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因果”必定不让你“吃亏”的。
四十多年前，地处台湾东北的宜兰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乡镇，从台北前往宜兰必须搭乘四、五个小时的煤炭火车，到了宜兰，因为要通过二十多个山洞，所以脸庞、耳朵、鼻孔全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里生活条件很差，请来的法师没有一个愿意待在那里弘法，因为连上一个厕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后，便束装前来，就这样，我在宜兰一待就是数十年，至今户口仍在宜兰。虽然创建佛光山，但从来没有离开的念头，我在这里建讲堂，设立幼稚园，成立佛教歌咏队、弘法队、学生会、儿童班，成为新佛教发展的基础。我想当初如果害怕“吃亏”，继续待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台语有一则俗谚，说：“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妇将全部资金投资在高雄大树乡的一块丘陵地上，想要开建一所海事专科学校，结果和合伙人意见不合而作罢。但这块地因土壤贫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处兜售都无人肯买，褚氏夫妇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债务，顿时面临问题。我知道以后，为了替他们解危，立即让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号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屋，以所得款项买下这块丘陵。闻者莫不说我是个傻子，因为一来，我和褚氏夫妇夙昧平生；二来，这两块地的价值简直有如天壤之别。我力排众议，节衣缩食，搭草寮，开荒地，三十多年来，在这里奠定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业的基础，这座当初没有人要的丘陵，就是现在封了山大家还设法要来此一看的“佛光山”。直到如今，我们每个周末所举办的假日修道会，都是上千甚至数千人从台湾各地前来参加。回想当初种种，不禁礼赞若舜长老那句“学佛要学吃亏”，真是一句掷地铿锵的至理名言。
蒋先生在江西所办的正气中学在台复校，一九七六年，在经营上有了困难，我听说此事，便与校方议定，由佛光山出钱买下办学的权利助他迁校，当时有人和我说：“你这样做很‘吃亏’，因为你还必须另外花钱建校。”但我觉得钱用了还会再回来，所以毅然决然多花一倍以上的钱才创办现在普门中学。如今想来，在二十年前的时期，我能为佛门办一所中学，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种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价值，不也是由“吃亏”才能换来吗？
一九九六年，嘉义某管理学院虽申请立案，但没有经费开工建筑，不知如何是好，探询佛光山有没有接办的意愿，那时我们正在宜兰礁溪林美山探勘地形，筹建佛光大学，无论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十分吃紧，许多人劝我：“如果另外再接办一个大学，恐怕十分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己见，付费接管，一面接下待建的工程，一面和教育部进行申请开学事宜，一年不到，崭新的南华管理学院成立，二、三年来，不但办学风评甚佳，而且已经举办了多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又证明了，只要你心存正念，即使“吃亏”，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从华藏寺到僧侣服务队，从大陆到台湾，从台北到宜兰，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山……，回想我和每一个地方的因缘几乎都是将别人不要的拿去做，但我都能做得不负众望，不仅将佛教发展到五大洲，而且为佛门办了许多事业；从普门中学到南华管理学院，我也是咬紧牙关，接下别人未完的事业，虽说是多少血汗，多少辛苦的结晶，但能为佛教界、教育界竖立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不也是意义非凡吗？所以，后来我常教导弟子们不要怕“吃亏”，多承当，多担待，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慈悲，我们的道念，我们的能力。
中国有一则故事，叙述阎罗王审判两兄弟，问他们将来投胎为人，要做受的人生，还是给的人生。哥哥说：希望能做一个为人付出的人生；弟弟说：希望能做一个接受别人所有的人生。后来，阎罗王依照他们的愿望，哥哥投生在一个富贵人家，终其一生乐善好施；弟弟投生在一个以乞丐为生的人氏，终其一生皆以乞讨为业。这虽是一则寓言，但也说明了：一个人如果懂得付出，不计较“吃亏”，才能拥有一个富有的人生；一个人如果锱铢必较，只知道接受，却吝于付出，必定是一个贫穷的人生。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吃亏便是福。”真可以说是先人智慧的结晶。
我经常怀念和煮云法师之间数十年不变的交情，他过去和我在一起旅行，坐车、住宿都是我去付钱，可是一到了吃饭、照相，他都抢先坐中间座，走在前面站。有人说他喜欢讨我的便宜，但我却心甘情愿地“吃亏”，而且很喜欢他讨我的便宜，因为我很体谅他过去青少年时穷久了才会如此，更何况他真情善良，没有心机，甚至经常对我的弟子说：“煮云没有福报，有的东西也守不住，不像你师父，到那里都能所愿成就。”其实我的所愿成就也都是从“吃亏”来的。
记得四十多年前在宜兰弘法的时候，每逢法会，我都请前来参加的信徒们顺便在寺院用斋。那时大家的经济都不富裕，许多人携家带眷来吃斋饭，才添几角的香油钱，因此每次法会办下来都入不敷出。有些人就劝我不要办斋，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结果一次一次办下来，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像依空、慧龙、李宗德、林清志、杨梓滨等，那时候都还是小孩子，由于曾经结下这段法缘，他们长大之后，有的跟随我出家，有的在各地帮我办佛光会，实在是当初始料未及之事。所以后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住持、当家向我抱怨许多上班族的人在吃饭的时间总喜欢到寺院来赶斋时，我总是告诉弟子们：“人家肯来吃饭，是看得起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你添福的机会。”
佛教的出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弘法利生，一种是经忏佛事。一般人很感谢经忏佛事的法师，一堂功德佛事下来，不但磕头跪谢，还自动送上红包供养；但是对于弘法的法师，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他们的重要性。尤其在以前民智未开的时代，你要弘法，不但自己要花钱租场地，装电灯，还得拜托人去听你讲经。他们来听经，你还要感谢他们前来捧场。
由于弘法利生看起来是一条很“吃亏”的路，所以过去很多出家人不喜欢发心弘法。但我却认为弘法是佛教的根本，因为菩提种子一旦撒播出去，将来的收成必定不可限量。所以我宁可自己小小牺牲，也设法到各处去弘扬佛法，而且办理免费的佛学班、夏令营等等，结果接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前来信仰佛教，我们一起奋发努力，将台湾的佛教从老年的佛教带向青年的佛教，从迷信的佛教带向正信的佛教，从拜拜的佛教带向闻法的佛教，从寺院的佛教带向会堂的佛教……，这不全都是肯“吃亏”得来的成绩吗？
慈航法师曾说：“如果你和那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去办学或办杂志。”而我在全世界，寺院建了一百多间，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国重要定点都成立有总会、协会一百五十多个，由佛光会办有中华学校、《佛光世纪》以外，也已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及中学、大学、杂志社、编藏处、经典翻译中心等，虽说是多少血泪辛酸，但是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为佛教扎下了多少的基础，这些事情深远的意义不是只看表面的“吃亏”所能计算的。
尽管我为了佛法的弘扬，为了大众的利益，做了许多吃亏的事情，但了解“吃亏”三昧的人还是不多，像南华管理学院创办之初，我就规定不收学杂费，一些学者认为办高等教育应该采取高学费制度，让有经济条件的人来读书；也有许多关心佛光山的人恐怕这样一来，我们要背负更多的银行债务。但我觉得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大学之前，也应该让人人有机会读书。
我经常看到许多清寒子弟虽然资质优秀，但是因为学费太高，只好望著大学的门槛兴叹，心里觉得很可惜。再说，现今的时代，功利主义挂帅，连教育都变成一种商业交易，长久以来青年学子缺乏感恩的美德，所以我也想换一个方式来引导社会的风气。基于这许多理由，我还是坚持实行不收学杂费的制度，一年之后，我就收到学生的感谢函，最难得的是，我在学校举办成年礼的时候，许多青年学子都自动报名来参加，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在乎将来他们是否信仰佛教，但是我想如果莘莘学子能在这所学校的教育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甚至社会大众能因此对经济价值观念重新思考，估定了解“吃亏”哲学的美妙，那我就可说是“赚”到了。
一向以来，对于佛教界的事情，我即使自己生活困难，也设法予以支援。近十年来经济比较宽裕，我经常开办僧伽讲习会、寺院讲习会，不但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而且还将一套套新编的藏经、《佛教丛书》送给大家，连弟子都在笑我又在做“吃亏”的傻事，而我则认为与其自己珍藏，不如供养一切有心人士，让所有的寺院都能具备健全的制度，让所有的佛教徒都能拥有正确的理念，让大家都一起来光大佛教，弘法利生，让整个社会风气改良，人心净化起来，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我不但经常资助佛教寺院及其他公益社团，也劝信徒对他们作一些布施。弟子不明白，问我：“佛光山的建设需要那么多的经费，你还教信徒捐给别人，不是白白‘吃亏’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哲学是：“该是你的，即使‘吃亏’，还是你的。”
记忆最深刻的是数年前，我将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给我的版税捐给花莲基督教门诺医院，信徒知道以后，纷纷赞叹，我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捐给他啊！”像罗李阿昭居士依言捐献之后，看到我要开办佛光卫视，更加感动，所以掏出不止数倍的钱给我作为电视台的筹备基金，甚至张姚宏影、陈郑秀子、薛政芳等人，一个个跟进。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世间一切诸法本来平等，不增不减。“吃亏”，即非吃亏也。
目前社会上有许多人觉得拜神比信佛好，因为拜神可以向神明祈求功名利禄，佛教却教人要布施喜舍、忍辱负重，这些看起来都是让自己“吃亏”的事情。其实，凡事皆有因果，布施、忍辱，看起来是别人占便宜了，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像我终生都因为“吃亏”而让我的佛道更上一层楼，因为“吃亏”而使得佛教事业更加兴隆发达。所以，在此奉告大众：“吃亏”不但是修行最讨巧的方式，也是做人处世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