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维晚年为什么一心向佛

2021-12-06 佛教知识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字摩诘,河东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服药阳喑,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附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同时终其一生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身居显位,这在古代诗人的行列中是不多见的。然而更奇怪的是在官职越来越高的晚年,王维却产生了很明显的隐逸思想。本文旨在通过他晚年的几首诗歌让读者了解王维晚年的隐逸思想,然后从几个方面发掘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王维隐逸思想成因,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只要有机会和条件,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把社稷百姓看得很重,会尽自己的所能为之服务的;只有仕途黯淡,境况窘迫的时候才想着要“独善其身”。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唐朝的大诗人王维似乎就是个例外。大概由于文学和政治对人的能力的要求颇为不同之故罢,细细想来就会发现我国古时那么多的大文人,真正能把官做到极致的并不多;仕途坎坷,浮沉不定的例子倒是俯拾皆是。王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先来简略地了解一下这位大诗人。

  王维,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盛唐时期的著名田园诗人。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中进士第(据说还是状元),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王维也于次年贬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乱后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后又官至尚书右丞。

  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王维的做官经历,就是想说明他虽然一生中官职也有上下的变动,但总得说来还是很顺利的,最终还当上了尚书右丞,这就是宰相了!按照“兼济天下”的说法,王维应该忠心于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才对。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能否认,早年的王维也曾有过这样的抱负和追求,可是到了他的晚年,随着官职的升高,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我们通过他晚年的几首诗来了解一下王维当时的思想状态。

  其一,王维在《酬张少府》这首诗中这样写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首诗太能说明问题了,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自己晚年的想法,诗一开头就是“惟好静”,乃至“万事不关心”,恬淡达观的感觉油然而生。下面几句中大力描绘自己在“返旧林”之后的生活情景:迎着松林吹来的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这是多么令人舒心惬意啊!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从写诗的艺术技巧上来说,也是很高明的。读着“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和“渔歌入浦深”这样的诗句,谁还能想到这诗的作者竟然还是位曾居宰相的高官呢?其二,来说一说王维的那首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山居秋暝》。原诗是这样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此诗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它的颔联,因为王维把秋天雨后山中的环境描绘得淋漓尽致: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洌,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通过这两句诗可以看出,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象这样的诗句非心静隐逸之人不可到出。这一点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被更明显得表达出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孙在这里指诗人自己,是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的诗意,说山居的景色特别美,使人流连忘返,醉心其中,哪里还管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且去享受这无边的隐逸之乐去吧。

  还有一首诗也颇能说明问题,就是《终南别业》。诗是这样写的: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对于这首诗来说,只关注其中的一联也就足够了,就是它的颈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潜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见《归去来兮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随遇而安的闲适恬淡的心境闲适也就明白揭出了。

  无须再多举例子,凭上面三首诗就可以明白地看出,王维晚年虽身居高位,但隐逸避世的思想却时时显露出来。当然,在他早年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隐居行动。比如,在他擢第后的第七年就曾经有过隐居的行为,但那时因为他刚做大乐丞才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仕途上的曲折加上他在济州的一些经历使他产生的这种思想,只是一时的,并没有使他彻底地隐居起来。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不遇咏》中有这样的句子:“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的眼光扔关注着现实,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官复原职,施展抱负。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他的晚年官职高了,没有了仕途的不顺,反而隐逸思想更强烈了呢?笔者经过多方面的搜集整理,得到下面几个原因,希望

  揭示这个中原因。

  一、王维一生笃信佛教,受到佛教避世思想的影响很深。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的名和字就直接取自佛教菩萨维摩诘。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据推算,王维母崔氏最晚在他八九岁(708—709)时即已师事北宗高僧普寂。而这些对幼年的王维肯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被称作“诗佛”看来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另,不管《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明确地肯定王维是信佛的。据《旧唐书》记载,“维弟兄(其弟王缙,下文还会提到)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新唐书》中亦有类似记载,只是稍微简略些。这些足以说明,王维由于笃信佛教,在晚年产生了隐逸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行动,做官的同时“得宋之问蓝田别墅”(《旧唐书》),并隐居于此,“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

  二、王维在安史之乱前后遭到巨大的打击,以致心灰意冷。

  王维在朝期间经历了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旧唐书》中是这样叙述这件事情的经过的:“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虽是出于无奈,可王维逃脱不了朝廷的惩治,幸好他在为乱朝伪官时写了那首《凝碧诗》,表达了他当时对朝廷的忠心,对国家的担忧,再加上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减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为他赎罪,因而得到当时皇帝唐肃宗的宽宥,不光没有治什么罪,反而还“责授太子中允”(《旧唐书》)。后来他的官职还得到一路上升,直到尚书右丞。尽管没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王维却身很是心灰意冷了,他不再象年轻时一样抱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希望做出什么业绩来,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田园,倾向于隐逸生活了。三、朝廷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玄宗后期,政治统治开始由前期的清明转向腐朽。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次年四月,张又被贬为荆州长史。而李林甫任中书令,大权独揽。这是玄宗政治统治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朝政日益荒废,腐败现象日益暴露。大批奸臣出现在朝堂之上,忠直之士却受到排挤甚至打击。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奸臣杨国忠执掌了朝廷的大权,玄宗的统治状况进一步恶化。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只能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知道,王维在晚年时期确实在形式过着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可是我们可以断言,在他的心中自己恐怕已经是一个隐士,而不是朝廷上重要的官员了。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在上面进行了分析,虽然未必全面,但是也基本上能说明其中缘故了。此文来源网络感谢原作者。南无阿弥陀佛。